从城市到乡村，“网红”不再仅仅指代具体的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复制逻辑渗透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网红空间泛指凭借一定特质的空间要素，在互联网平台被大众传播，短时间内获得极高关注度，进而吸引大量资源要素集聚的实体场所[19]。
图1 重庆洪崖洞（图源：洪崖洞公众号）
二、网红空间的生产与传播
（一）驱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从宏观层面来看，网红空间的生产与传播离不开技术和经济背景。一方面，网红空间是物理空间与媒介技术的产物，媒介技术的进步是网红空间生产与传播的前提条件[16]。自摄影发明以来，人类利用各种各样的媒介技术，将世界可视化，技术化地观看周遭日常生活。图文影像等媒介形式是人们对空间“想象生产”的载体。技术革命体现在去中心化、高清拍摄、图像美化、大容量存储和快速传播等方面，使奇观获得了时空脱域的能力，为网红这一复制逻辑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它使得商品表征，即图文影像的流通和复制更加便捷化[7,10,18]。
另一方面，网红空间是信息社会与消费社会的产物，其生产与传播服务于意义的生产与消费[18,20]。随着信息产业的快速崛起，互联网对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本的纵向拓展、城市的内向更新、移动智能媒体的多向赋能促成了网红空间的形成与推广[21]。在消费社会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赋予了消费品大量符号意义，消费者的关注点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颜值”，网红空间的“美丽”成为旅游者的文化消费品[18]。通过打卡网红空间，旅游者建构自我价值、表征身份地位，参与意义的生产与消费[20]。
（二）参与者：平台、开发商与旅游者
平台、开发商与使用者（旅游者）共同驱动了网红空间的生产与传播。网红空间的生产与传播离不开平台化参与。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开放技术门槛和互动机制，不仅成为打卡群像的基础，而且能够创造文化消费倾向[8]。具体地，抖音及其附属的剪辑和拍摄软件为使用者提供了简易的操作界面，哔哩哔哩动画通过设立充电和投币推动形成更活跃的社群纽带。在网红空间的经济、权力和文化生产中，平台通过引流获取开发商的推广费用，通过组织活动获取使用者的内容与流量；同时，平台拥有对内容的审核权，通过设立规则和算法形成隐形的传播壁垒，引导的同时也限制着使用者的内容传播；平台还能将网红空间的打卡规则嵌入使用者的日常观光活动中，引导使用者发现日常生活的“故事”[16]。
网红空间的生产和传播需要空间经营者的精心运营。虽有少数网红空间受非盈利行为的网络红人推荐而走红，但在大部分情况下，经营者主动参与网红空间的生产与传播[7]。他们占有网红空间现实物理空间中的生产资料，打造网红空间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目的是将网络空间中用户的注意力转化为现实空间中的客流[16]。对经营者而言，网红还可以是一种商业设计范式：在网红空间设计中，经营者从一开始便以网红风格作为设计理念，旨在以最低成本复制出一种已被网络平台流量证实的、受欢迎的装修风格，以便商品的流通[7]。
在旅游情境中，旅游者在网红空间的生产和传播中既是平台信息接收者，也是平台内容生产者[16]。作为平台信息接收者，在媒介景观浪潮中被平台算法规则引导观看特定类型的内容而成为潜在游客。对亲身体验空间的旅游者而言，网红空间是一种具有社交货币特质的商品，通过“媒介再现-具身接触-行动反馈”促成网红空间文化的形成，以自己的故事丰富网红空间的内涵[15,16,18]。非景区型网红旅游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网红空间，正是由“协作的平民”对旅游空间进行个性化的解构而形成的[22]。作为平台内容生产者，旅游者通过生产影像，将个人印记汇聚于公共空间中——“我拍故我在 我们打卡故城市在”[23]。在旅游者群体中存在部分影响力较大的网红博主。对于网红博主来说，其“网红人”的身份属性与“网红地”空间环境属性及景观意义的叠加，使得生成的图片与影像成为塑造线上虚拟空间主体形象与品牌的工具[22]。
图2 社交媒体（图源pexel）
三、网红空间中的人地关系
社交媒介中介了人与地方的关系，以打卡景点为代表的网红空间本质上是地理空间的媒介化再制，由此创造了新型的“人-媒介-地方”关系[8,24]。新型人地关系中，个体基于参与式的媒介书写实践，能够生成动态的数字地方感[9]。在此背景下，网红空间中的打卡、自拍不再仅是对于现实的反映、模仿、再现，它就是现实本身，它是大众在这个时代的存在方式[23]。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新型人地关系中，既存在着空间的异化，也出现了人的异化。
（一）空间的异化
媒介化程度的加深不可避免地为空间带来了真实性问题。网红空间可能在媒介使用者的主观加工后成为不真实的、供旅游者“表演”的“景观”。影像内呈现的空间与现实中存在的空间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解读为图底关系：人们关注的影像中心的“图”，中心外作为陪衬的是“底”[25]。网红空间的媒介呈现强调“图”，排除了不整洁和非常态的人或事物，空间的社会性由此越来越狭隘[7]；而网红空间的现实存在，即画框外的“脏乱差”的“底”，会在旅游者打卡体验中一览无余，使打卡的预期落空。正因网红事物具有标准化和可复制性特征，所以，媒介使用者将空间景观化，本质上是依照特定审美将空间标准化，利用特定工具将影像批量化，造成了空间的异化。
（二）人的异化
在网红空间的打卡行为具有被动劳动的色彩，人在其中并不自由。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化全景监狱，犯人没有被监控和凝视的感觉，由此产生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自由感。相似地，在网红空间的生产和传播中，平台、经营者和旅游者看似三者协同，但实际上旅游者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平台进行数字劳动[16]。作为平台信息的生产者，旅游者的生产内容既受制于开发商的营销逻辑，也受制于平台的流量逻辑，总体处于被诠释、被架构的态势[21]。诚然，在打卡网红空间的过程中体现了旅游者对符号意义认同与消费控制的抵抗，对意义的挪用与改编，但是，在数字科技条件下，旅游者对网红空间的差异化生产也被收编进空间生产的复制和流通逻辑之中[7,20]。旅游者自愿地阅读、生产和传播网红空间影像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数字化全景监狱无来源的凝视。
图 3 打卡网红空间（笔者摄）
四、结语
随着社会媒介化的不断加深，网络与空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旅游空间日益网红化，网红空间越来越多地承载旅游打卡活动。本期专题聚焦通过梳理网红、网红城市、网红乡村、网红打卡地等概念，回顾总结了网红空间的概念和特征。网红空间的生产和传播在宏观层面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微观层面离不开平台、经营者和与旅游者等主体的活动。社交媒介带来了全新的“人-媒介-地方”的关系，但也带来了空间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等现实问题。未来，随着数字社会中新技术的诞生与普及，人与空间的存在方式可能迎来更重大的变化。期待这一领域有更深入的理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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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陈淑玲，解佳 华南师范大学
技术编辑 || 梁彩荣 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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